202年9月9号郑州限号吗
202年属于东汉建安年间，汉献帝已经末路，曹操也快不行了，那时候的郑州还是郑县，没有机动车，也没有机场，高架桥也没有，只有简单的大户人家才能乘坐的马车，牛车，轿子，大多数人靠步行，有钱人司马，大侠可能是飞檐走壁。因此202年，郑州应该不限号。
中国现行农历是由四百多年前传教士编撰的，是真的吗
所谓“中国现行农历是由四百多年前传教士编撰的”，这个说法肯定是假的。不仅假，说一句粗俗的话，中国农历形成的时候，所有外国传教士还不知道在何处听蛐蛐叫呢！
据可靠的研究，中国的殷商时期——距今3000多年以前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历法。
在民间，很多人把农历称为“阴历”。这是不准确的。“阴历”是月亮历，古埃及有这种历法。中国的农历，是以太阳历为主的“阴阳合历”。
所谓“阴历”，更可能更合理的解释是——殷商时期形成的历法——阴、殷谐音而已。对农历，还有称“夏历”的，原因就是认为其形成于夏朝。
甲骨文的出土及研究，为殷商时期已形成完整历法提供了铁证。
被称为“甲骨四堂”之一的董作宾先生，在研究甲骨文的基础上，认为殷商历法是阴阳合天的“四分历”。即以365又 1/4日为回归年长度，从而调整年、月、日周期的中国古代历法。 很多学者认为，殷商历法可能比“四分历”更准确。
这一研究还在进行中。但已经越来越精确。比如，殷商已用“十天干、十二地支”纪日法，那么一个“干支”表示的时间范围、何为日首；关于月长、闰月、月首的研究；历年、岁首的研究，等等。
及至周朝，中国的农历已经很完备。
汉代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里，囊括了许多农历历法的知识。
例如关于“岁”字。许慎说：“歲，木星也。越历二十八宿（xiù），宣徧（biàn）阴阳，十ニ月一次。从步，戌声。律历书名五星为五步”。
“岁”，是木星的古名，又称“岁星”。其为太阳系行星之一，与金水火土四行星合称“五星”。
甲骨文中已有“岁”字。当时或更早的先人观测了日、月、五星的运行。并在“黄道”附近——从地上看太阳一年中运行的轨道——选择了二十八个恒星群作为标志，称为二十八宿。
“岁”星行经黄道环绕周天，所以许慎说“越历二十八宿”。
古人还把黄道的一周天划分为十二等分，叫十二“次”。由西向东命名为星纪、玄枵(xiāo)、诹訾(zōu zǐ)、降娄、大梁、实沈、鹑首、鹑火、鹑尾、寿星、大火、析木。
因为“岁”绕一周天约十二年(4332天有余，不满十二年)，从地上看，每年行一“次”，所以说“十二月一次”。
古人观察到“岁”是在有规律地运行，因而用以纪年。“岁”行至某“次”，即说“岁在某”。
如，《左传・襄公三十年》有“岁在降娄”记载。襄公二十九年岁在玄枵。
但是，在地上看，“岁”星是由西向东运行。同古代的“十二辰”的方向（由东向西排列）正相反。这使用“岁”纪年产生了麻烦。 于是，古人设了一个假想的太岁星，又称为青龙，或天一，或太阴。让它由东向西运行，与“岁”相应。
《周礼·冯相氏》贾疏说：“此太岁在地，与天上岁星相应而行。岁星为阳右行于天”，“岁星为阳，人之所见。太岁为阴，人所不睹。既岁星与太岁虽右行左行不同，要行度不异，故举岁星以表太岁。”
用岁星纪年的方法是：“岁”在星纪，太岁便在析木，即在寅， 这一年就称“太岁在寅”；“岁”在玄枵，太岁便在大火，即在卯，这年就称“太岁在卯”。以此类推。
古人还把岁星纪年和“斗建”结合起来。斗建，即北斗之柄所指的方位。
太岁纪年和斗建，都以太阳为准。只有朔旦为月之始，是以月亮为准。所以说，中国的农历，是以太阳历为主的阴阳合历。
说到中国的农历，不能不说“二十四节气”。
二十四节气，是中国古代的先人们，根据太阳在“黄道”上不同的视觉位置确定的。 例如日在星纪、亦即日在斗宿、牛宿附近，就是大雪冬至。
古人还以斗建推算节气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说：“日行一度，十五日为一节，以生二十四时之变。斗指子，则冬至，音比黄钟；加十五日指癸，则小寒，音比应钟。加十五日指丑，则大寒，音比无射；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，则越阴在地，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，阳气冻解，音比南吕……”。
《说文解字》里还有一些关于历法的重要说解。
比如“闰”字。许慎说：“闰，余分之月，五岁再闰”。
农历是阴阳合历。 阳历以太阳为准，即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周为一岁。从地上看，就是太阳在黄道上行走一周。合365.2422日； 阴历以月亮为准，即月球围绕地球时呈现出的一圆一缺为一月，合29.53059日。十二月为一年，只有354日或355日。
这样，“岁”较“年”多出十天以上。 阴阳历的这个矛盾，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不便。因为季节和时令是随着太阳的视觉运动而变化的。若单纯以月之晦朔为准置历，则每年的季节时令就要逐年比上一年后移十天多。
为解决年与岁(即阴历与阳历)的矛盾，亦即历法与季节时令的矛盾，古人规定了“置闰”的办法——把阳历比阴历多余出来的日数累计起来，隔几年置一闰月。
所以许慎对“闰”的解释是“余分之月”。
《谷梁传》说:“月者，附月之余日也，积分而成于月者也。”这句话正是“余分之月”的最好的注脚。
最早，古人曾经三年一闰。但还有余分。后来就规定五年两次，这就是“五年再闰”。其实，五年再闰还不足。于是改为“十九年七闰”。
汉代，已行十九年七闻之法。许慎所说“五年再闰”，是对“闰”字的约解而已。
中国古代，非常重视“置闰”。《尚书.尧典》说：“期（jī）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闰月定四时，成岁。允厘百工，载绩成熙。”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——尧说：“啊！你们羲氏与和氏啊，一周年有三百六十六天，要用加闰月的办法来确定春夏秋冬四时，这就成为一年。由此规定百官工匠的事务，许多事情就都会兴盛起来。”
《尚书》创作于公元前10世纪。那个时候，国外的传教士在哪儿呢？
中国农历，以轩辕黄帝登基为纪年的元年。那么，今年就是农历开元4715戊戌狗年（公历2018.02.16~2019.02.04）。按照此历法，比西元历法早2697年。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农历始于黄帝时代，传承上千年，但在四百年前，还真跟西方传教士产生了联系。
农历首次的系统制定，是在商朝，当时采用的是一种阴阳合历，将每年分为春、秋两季。
大月三十天，小月二十九天，闰月置于年末，称为‘十三月’，因为当时的商朝也叫“殷商”，所以这部历法也被称为“殷历”。
后来经过数朝代多次编著，期间有周历、西汉太初历、隋皇极历、唐大衍历，明大统历等，再到民国时期武昌起义后，湖北军政府改用农历纪年，各省政府纷纷效仿，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，发布《改历改元通电》，文件中规定：
中华民国改用阳历，以农历开元4609年，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，两历并用。
此法一直延续至今，即我们众所周知的“阳历”和“阴历”。
再回到题主的问题上来，往前数400年，正值明朝末期，一直使用的《大统历》出现较大误差，钦天监观测到的日月食“往往不验”，因此才促使明朝进行历法改革，过程由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主持，但参与其中的，却有两名传教士，一位叫庞迪我，一位叫熊三拔。
这两人因为明朝开放的政策，不远万里来到明朝，因掌握西方先进的天文知识，而被得以重用，参与编修新历法，后来经过四十多年实测，引用西洋法数，最终编成《崇祯历书》，但还未来得及由皇帝加盖玉玺颁行，明朝便宣布灭亡。
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五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关于历法的重大改革。
再到清朝顺治年间，朝廷延用明朝《大统历》，而此时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汤若望，则两次向皇帝上书修改历法。
（汤若望）
顺治帝有心改革，便下旨让大学士冯铨带领钦天监官员，观测当天的朔日食，结果发现汤若望提交的结果准确无误，然而根据《大统历》推算出的结果却均有误差，因此顺治帝同意汤若望的建议，命其着手参与历法的修改，最终在《崇祯历书》的基础上，编修为《西洋历法新书》。
从此之后，清朝开始采用《西洋立法新书》，并改名为《时宪历》。
但后来因为顺治帝驾崩，康熙登基，此时恰逢鳌拜作乱，经过“天算案”等一波三折，《时宪历》被废，改用旧时《大统历》，后来康熙掌握实权，扳倒了扰乱朝纲的鳌拜集团，这才重新恢复《时宪历》，为避乾隆弘历的讳，便将《时宪历》改名为《时宪书》。
此历因此延用至旧社会，近代所用的旧历便是《时宪历》，通常叫做“夏历”或“农历”。
综上所述，虽然西洋传教士确实为编修历法做出了一定贡献，但当时他们的动机却并不单纯，是因为汤若望等人心知清朝政府对于基督教并不信任，所以为了能留在中国，并且发展自己的影响力，因此才向顺治皇帝上书修改历法。
总的来说，曾经有传教士参与编修历法，并且以西洋天文学算法为基础，进行过一次大改，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，但站在客观角度来说，不能因此就过度美化传教士的贡献，因为他们热衷修改历法的动机，并非为了中华人民，相反则只是为求自保。
但不可磨灭的一点是，汤若望等人来华的时间，正是西方天文学由“古代天文学”发展到“近代天文学”的历史转折点，他们来传教的同时，也带来了先进的天文学知识，所以在促进交流学习这个层面上来讲，西方传教士的确做出了一定功绩。
谢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