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子当年真的是因为尹喜的请求留下的道德经吗
凭老子之能，谁强迫得了他呢，小关尹能挡住老子吗？尹喜挂印，按值好家人追随老子属实的话：肯定是一见如故，相见恨睌，一拍即合，师徒一定。道德经应是老子口朮，尹喜整理传给后世弟之的。才合情合理的。若老子执笔，有关尹不敬强迫之谦。尹喜就不会放弃大好前程，挂印辞官追随了。
老子，尹喜的去向，决定经文的指向，密传口授不会写在经文里的，尹喜摆了个迷魂阵，把真言藏在了俗事里面乱说一通。又不失真又不明说。名可名非常名也。不是明可明非常明。可想而知了。不德失口传只会看热闹，没悟性是难知道的。
老聃的生平中，有两次直接影响中国文化史的重大会晤。一次是孔老会晤。孔子发现"道不同不相为谋"后，便决定独立学说，于是有儒家产生。二是尹老会晤，"强为著书"，而畄下万经之王5000言。史传此事，真假已无关紧要，最要紧的还是如何看儒道之关系，如何真传老子5000言。这都与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，为今之民族复兴大业服务，关系重大。至于老子是唯物论，还是唯心论的争论虽久，但并无意义，经愚夫的研究后看來，用西方哲学划分派别的方法评判老子，做法本身就是一大错误。因为，老子哲学的基本问题，不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，超出了哲学本体论，而直述哲学本原论了。这是全世界古今唯一的一家独门哲学了。西方哲学那种划分标准本身，就不适合于老子。中国特点的哲学文化，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，才是正确的选择。
老子写《道德经》（汉代之前叫《老子》）绝非因为尹喜的请求才留下了这部万经之王。
资料匮乏，导致司马迁只能道听途说
“强为我著书”的说法来源于司马迁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：“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‘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’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”
司马迁写老子传记，区区500文字，大都是道听途说加想像，很难想像，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官居然也有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含糊其辞的时候。后人以此为基础，加以各种穿凿附会，比如骑青牛、出函谷，紫气东来三万里，以及后世的“化胡说”等等，因此老子的身世愈加扑朔迷离。
作为太史令和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，况且老子作为司马迁的同行、前辈、大哲，司马迁何尝不想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文献资料？但苦于老子存世资料之奇缺，无奈，只得借用民间传说的形式“强为之作”传。传记中出现不少“或曰”等表示猜度和不肯定的语气，就是司马迁无可奈何的心理写照。
这不是司马迁不负责任，是因为关于老子的资料实在是太少，太少。
为什么说不是因为尹喜的请求而写的《道德经》呢
1、作为周王室的守藏史，老子是当时文化的最高代表，也是天子师（那时候“学在官府”，王室的守藏史等高级文化官员，同时兼职侯王百官的老师），《道德经》就是天子对问的一种日记体记录。而《道德经》是在超脱人类社会，仰观天文、俯察地理，深刻了解三代文献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，日积月累形成的一部巨著，它不是一朝一夕，一蹴而就完成的。因此勉强留下，在几短时间内“强为我著书”是不现实的。
2、尹喜作为大散关（若真的出关，也应该是大散关而非函谷关，因为老子时代还没有函谷关，且函谷关还在周王朝的直辖区内，谈不上“去周”）的令尹、守将，他事先并不知道老子将要西行出关，所以他不会事先预备好大批的竹简，按照通常竹简长度10公分，一片竹简也只能书写10字左右，5000言的《道德经》需要500余篇竹简，一个边关的守将，除了发生敌情、呈报战况等所需少量竹简，常年里储备三五十片还是有可能的，但若是几百片是不可能的。
且逐渐的制作工艺十分繁琐，且不说西北地区有无竹林，就算有，也需要精挑细选，烤制、压平、打磨，即使当代通过烘烤除水，也需要一月时间。可以想象，在没有现代工艺的情况之下，加工制作竹简，决不是三月五月能完成的。
再说，既然老子西行决心已下，为何非要受尹喜之困，非得把《道德经》写完整？那时候的书册一律由王室掌握，还没有个人书写书册的先例，老子为何要甘冒风险，为尹喜破这个先例？
在没有确证的情况下，人们通常还是以司马迁的“传说”为据
既然至今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，推翻司马迁的“传说”，那就依然沿用着司马迁的说法，说老子出关，被尹喜“强为我著书”，此后不知所踪。
当下关于老子的最终去处，出现了不少新的版本，有的说“南归”，因为叶落归根，他家在陈国（现在河南周口鹿邑县），有的说他东去，还有的说他随王子朝南下楚国，等等，各说各话，但仅限于一家之言，不足为据。
因此，揭示老子身份，发现老子秘密，还需要依赖将来的考古发现了。若依然没有任何发现，那么老子的身世依然会和他的“道”那样，“道可道非常道”，永远没法破解了。
